张献忠屠川之说的辨析
张献忠当然不是一个好东西，若说他是一个残暴自私的恶棍，我是不会有任何异议的。[燃^文^书库][www].[774][buy].[com]
但满清豢养的御用文人和洋人奴才告诉我们的却是另一种景象，他们告诉我们张献忠是一个为杀人而杀人，歇斯底里的精神病患者，所以他把四川人屠杀光了。
那么事实真相究竟如何呢？张献忠是不是这样一个神经病呢？
首先我们要对记载张献忠屠四川的各种史料进行一个辨析。
孙次舟写的《张献忠在蜀事迹考察》对清人写的张献忠屠川史籍有一个论述。
满清官修《明史》张献忠屠蜀的记载来自于康熙“御用特务”王鸿绪系统改编的《明史稿》（以万斯同的《明史稿》为基础）。
《明史稿》对张献忠屠蜀的记载有两个史料源头，一个是《绥寇纪略》，另一个是毛奇龄的《后鉴录》。
《绥寇纪略》的史料源头又是《鹿樵纪闻》，毛奇龄《后鉴录》的史料源头则是冯甦的《见闻随笔》。
《鹿樵纪闻》现在已经没有完整本流传于世，只残存三卷，据孙次舟所说“不但残缺不全，内容也有被后人改动的痕迹（参‘神州国光社’本所载毕沅跋文）”。
《绥寇纪略》则是在《鹿樵纪闻》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系统篡改后的结果，孙次舟说《绥寇纪略》的作者是吴梅村，但据他自己引用的全祖望说法，显然不成立的。全祖望在《跋绥寇纪略中》说“陈令升曰:‘梅村绥寇纪略，不类其集，疑非梅村所为’。……及见林太常玺菴答先赠公帖子，谓此书原名‘鹿樵野史’，出一遗老之手，梅村得之，遂以行世。然其中为不肖门生邹漪窜改十五，遂无完本。””
也即《绥寇纪略》是吴梅村的不肖门生邹漪对《鹿樵纪闻》篡改了百分之五十以上内容后形成的结果。
而满清在把《绥寇纪略》内容收录进《明史稿》的时候，又做了更进一步的篡改，关键的地方颠倒了事件的时间次序。
比如《明史》张献忠传中说“于是我兵擒献忠出斩之。川中自遭献忠乱，列城内杂树成拱，狗食人肉若猛兽，虎豹啮人，死辄弃去，不尽食也。民逃深山中，草衣木食久，遍体皆生毛。”
这段话中的“杂树成拱，狗食人肉……遍体皆生毛”是从《绥寇纪略》里抄来的，给人的感觉这就是张献忠被杀时四川的情形。
而《绥寇纪略》原文在叙述张献忠死，到“城中杂树皆成拱”之间，有长达两页，一千多字的内容。叙述的内容包括了袁韬、武大定、杨展、吕大器、刘文秀等军队活动的情况。
然后是“文秀遂据蜀。又累年而后平，蜀乱久，城中杂树皆成拱，狗食人肉，多锯牙，若猛兽。……”
很显然，编篡《绥寇纪略》的人本身为迎合满清统治者的需要，在叙述的过程中竭力把四川残破荒凉的恐怖景象说成是张献忠和张献忠死后十几年抗清军队活动的结果，这已经是奴才替主子极尽遮盖粉饰之能事了，对满清兽军只字未提，只含糊的说了一句“又累年而后平”。
那为什么到了修《明史》的时候，满清主奴对这样的描绘还不满意，要进一步篡改呢？
只能说是做贼心虚，担心承认四川这种全省残破的景象其实是在张献忠死后十几年，那无论给其他抗清军队泼再多的脏水，还是会露出马脚，别人依旧会联想到清军头上。所以觉得篡改还不够彻底，还不安全。只有进一步颠倒时间次序，索性全部推到张献忠头上，这样可以让清军彻底摆脱干系了。
到这里，《鹿樵纪闻》到《明史》这条线已经清楚了。
再看另一个源头冯甦的《见闻随笔》，冯甦曾经卖身给吴三桂为奴，后又成为清廷奴才，招抚广东。其写《见闻随笔》是受了主子之命，专门写出来（或者说伪造出来）供清廷修《明史》之用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说：
“时方开局修《明史》，总裁叶方蔼以甦久官云南，询以西南事实。因摭所记忆，述为此编，以送史馆。毛奇龄分纂《流寇传》，其大略悉取材于此”。
其书据清咸丰年间叶廷馆考证是抄袭《劫灰录》的基础上再加以伪造篡改而成的结果，如孙次舟所说“冯甦奉命撰写的《见闻随笔》，是抄袭与伪造的混合品。”
以上是清朝官修《明史》关于张献忠屠川之说的各史料源头分析。而大量其他野史性质的记录呢？
绝大部分都是按照满清官方的口径，或互相抄袭的基础上添油加醋，或虽有当时人记录，却系统改编后的结果。
如《蜀碧》本身就是乾隆时期的清廷奴才，伪翰林院庶吉士，御用文人彭遵泗为迎合主子意图而写的，基本上是把前面清廷伪造的一批史料又来一次收集整理和加工。
还有一些野史的作者自称是明末清初亲历四川战乱的人，但一查考其书年代，都是清朝晚期甚至民国时期才冒出来的。
比如费密的《荒书》是清朝光绪年间出现的，欧阳直的《蜀乱》（蜀警录）是清朝道光年间出现的，沈荀蔚《蜀难叙略》则是民国时期出现，冯之珒的《冯氏历乱记》也是民国时期出现。
其出版前言大同小异，都是其子孙说先父先祖所作，秘藏不示人，然后最近才有机会刊刻云云。
如果这些书确实触犯满清忌讳，不得不秘藏多年才晚出，倒可以理解。但实际上这些书内容大同小异基本都是按照清廷口径把四川屠杀的责任推到张献忠和抗清义军的头上，对满清罪行避而不提。
这些书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压根是伪书，所谓作者亲历纯系虚构，不过是假托姓名。主要事件处处注意与官修史书一致，细节的地方，搜罗各种野史基础上，混合杂糅，自己添油加醋编造一些东西进去就完事了。
另一种可能是确实有明末清初之人留下的原始稿本，但在两百多年的时间里，已经被其后人按照清廷官方的口径进行过系统的删除、改写。
如欧阳直的《蜀乱》，关于明末崇祯时期四川情形的记载不触犯满清忌讳能够存留下来是可能的，而清初顺治年间的大部分内容当为其后代按照清廷官方口径编纂而成。
由这类性质的书籍要想判断清初四川的真相基本不可能。
这其中可能只有傅迪吉《五马先生纪年》（现存道光时傅锦涛据原稿的手抄本和光绪时傅春霖的抄本）是一个例外，这本书的内容和其他书截然不同，对南明官员将领的称呼保存了当时的原貌，许多细节不是当时亲历者，根本不可能写得出来，显然并未经过后来者系统篡改。是价值极高的第一手撩。
还有一本书，是外国传教士的《圣教入川记》，初版于1918年。这本书作者是古洛东，法国人，生于1840年。有些人曾经宣扬，所谓《圣教入川记》是明末外国传教士用外文写的，长期不为人知，然后在到了民国初年，才被发现，才翻译成中文。
这是根本错误的，这本书从一开始就是用中文写的，根本没有经过所谓翻译，这一点可看人民出版社1981年四月版的《圣教入川记》出版说明。
而古洛东用中文写的这本书又自称是依据上海的某个耶稣会神父向他出示的明末传教士安文思、利类思记载的抄本，然后再摘录满清官修明史中的记录作为注释。安文思在四川被满清俘虏后带到北京，据说写有《张献忠记》，《圣教入川记》的出版说明则称《张献忠记》“原本至今未发现”。
我又查法国的费赖之著，冯承钧翻译的《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在第八八传安文思的注释（五）中说“《一六五一年中国著名大盗张献忠暴行记》。是编记张献忠事。卫匡国神甫曾采其文作《鞑靼战记》。原写本现应藏罗马耶稣会档案中，杜宁一茨博特神甫记利类思、安文思二神甫事曾大采其文也。”
则《一六五一年中国著名大盗张献忠暴行记》即为传说中的《张献忠记》，是此事的最原始文献，《圣教入川记》、《安文思传》、《利类思传》、卫匡国的《鞑靼战记》张献忠部分都是这一文献的衍生品。但问题的疑点是张献忠死于1647年正月（阳历），何以书名却是1651年，莫非作者是另有暗示？
我们有理由断定这个《张献忠记》是安文思被满清俘虏之后，为了活命或者为了更顺利传教，秉承满清统治者之意，出卖灵魂，伪造历史，欺骗外人之作，其虽为外文记载，但并不忠实于历史。
《圣教入川记》中记载的张献忠完全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他杀人纯粹是一种心理病态，精神失控的表现，杀完之后，又会后悔得自杀。如以下记载：
“一日，献忠出城巡阅军队，见人数之少大不如前，且随身官员不及登极初人数之众。又见城中空无人居，而川省遭其残暴，成为旷野。不觉愤火中烧，狂怒间抽刀自刎，被左右上前拦阻，未得毙命。”（《圣教入川记》第19页）
到了同样根据安文思记载来叙述张献忠之事的卫匡国《鞑靼战纪》里又变成了是张献忠要去陕西，怕四川人反叛而进行的屠杀了。
这些叙述上的矛盾混乱，前后支离，恰恰是一切伪造历史的记述惯有的通病。
若张献忠是如此一个精神病患者，那不知道他是怎么从崇祯二年带领队伍一直到顺治三年，坚持整整18年之久的？他又是如何能委曲求全，数次假投降，接受招安，把明朝官员骗得团团转的？又有谁会把这样一个行为完全无法自控，随时杀自己身边人，甚至自杀的精神病当作领袖？恐怕只有精神病人才会跟着这样一个精神病！
但从后来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等人的表现来看，他们很理性，很正常，具备一切正常人具备的同情心，甚至有时候显得过分的仁慈（比如李定国从云南败退的时候，为百姓着想，居然把大批粮食留给了清军），和精神病没有半点关系。
我们有理由相信，安文思这些人写张献忠的记录，是直接在满清头目的授意和威胁之下进行的。以满清近于和疯狂的对舆论控制的心理，他们完全可能想到利用安文思等人，伪造历史，欺骗包括外国人在内的所有世人。
清廷奴才以及安文思之类记述的张献忠和大部分属下，基本上是一群没有任何理性的精神病群体，完全是为杀人而杀人，杀市民、杀读书人、直至杀自己的军队，哪怕是再忠顺于他们的人，只要言语行为略不对胃口，就下令屠杀。
但从满清下幸存的一些资料来看，许多事实和这种描述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孙次舟摘录1945年成都排印《李忠烈公四世劫灰集》卷一的《明殉节故绅北礼部主客司郎中李公讳含乙事实》中记述说
“是时献逆亦僭号成都。所署伪县令杨以为，亲至家款奠，将以礼招公。公匿不往，潜卜地葬母。事毕，贼首吴之茂、赵万邦将数千人至县，闻公不出，大索村里。……即缞绖扁舟至江干，挺身示贼。大叫曰……。遂奋投逆流中，贼众争驾小舟挽救。志在必死，急以头没水汛波。涌徊浅滩，竟为贼所获。并逻得公胞兄储乙公。驱入城，欲以礼送诣献忠。公瞋目喝之……。贼怒，引出将加刃。储乙公素刚直，不能忍，厉声大骂，公惟仰天大笑而已。……贼知不可屈，乃系之狱中，以兵守之。”
李含乙要自杀，把他给救了上来，他兄长厉声大骂，他仰天大笑都不杀，只是关在监狱里，到最后李含乙还被劫狱给劫走了，张献忠部下的耐心和宽容程度真是令人啧啧称奇。
另外我在《天问阁集》里也找到类似的例子，《渠县李公传》说其原为礼部郎中，母丧丁忧回乡，正好遇上张献忠攻陷四川，“时贼已略定蜀境，府县遍署伪职”，伪知县劝说其为张献忠效力，他推脱葬母之后再说。“公曰：‘吾故母未葬，乞宽假，葬母毕，即西尔。’盖献贼之伪国号西也，伪知县信之，听公葬。”
然后他联络旧部，和江上义民合谋，‘阴收旧部曲与江上通，计划已，遂忽攻城，擒伪知县并伪诸将，斩之。渠得复焉’”
从这些记述看，张献忠和其手下还是保持了相当程度的理性和忍耐，不但没有滥杀人，甚至对明朝前官员都尽可能礼遇，以便笼络人心。
这些都可以看出张献忠或许极端残暴，但他绝不可能是安文思等人描述的那个头脑完全不正常的精神病患者。
可笑的是，安文思、利类思二人或许也觉得他们编造的谎言实在漏洞百出，又炮制了一些更离奇的神话来试图自圆其说。
比如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如果张献忠是他们描述的那样一个残暴的精神病患者，那为何偏偏放着他们这两个洋人不杀？
这两人给出的理由是张献忠爱好西学，爱好西方天文，要留着他们制造天文仪器之类。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第237页说“献忠初得成都，人心归之。盖献忠才具性情实有过人之处。其为人公正，慷慨聪明，练达、爱好学术”
这些话半真半假，说初得成都，人心归之，当有真实成分，爱好学术云云则纯属不经之谈、
这可以和《圣教入川记》第22页中的“献忠询问二司铎教内事件，并询西学，问算学之事甚多。献忠闻之，随同左右辩论，颇有心得。其智识宏深，决断过人，二司铎亦暗暗称奇。献忠天姿英敏，知足多谋，其才足以治国。然有神经病，残害生灵，不足以为人主。”对照
这些记载纯属为圆谎而编造的荒诞呓语。所谓张献忠爱好学术，张献忠爱好西方算学、天文云云，真是天花乱坠。
不顾及张献忠压根就是一个大字不识的文盲，一个粗俗至极的恶棍杀人犯而已！
爱好西学，尤其喜欢算学，还可以就这些话题同左右辩论，还“颇有心得”，真是可以让人笑掉大牙。
安文思小心翼翼迎合其满清主子的欢心，伪造历史，编造了许多类似性质荒诞不经，自相矛盾的故事，也并未给他来好运。
根据《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的安文思传“一六六二年文思受鞠讯，受夹棍二次，拟绞。辅政大臣等释不问，盖欲为一网打尽之计也、”
“自是以后，文思遂不复能尽其传教之职，而执工匠之业，为幼帝康熙制造器物，盖欲以此博帝欢，俾能继续传教也”
其受尽满清虐待酷刑，仍旧如小丑一般，作工匠“以此博帝欢”，则其伪造历史“以此博帝欢”，当然更不在话下。
其最后身死，也和所受满清酷刑有关“文思弃世前三年，两足夹棍伤发，痛甚，继之以肿，夜不成眠，如是者三年，终于一六七七年五月六日殁。”
安文思徒然献媚，仍落得如此下场，亦可怜可笑至极。
另外卫匡国的《鞑靼战记》的诡异态度也能说明这批传教士的问题。他对发生在眼皮底下的浙江、福建多处大屠杀如金华大屠杀，建宁大屠杀，完全以一种冷漠甚至幸灾乐祸的残酷态度加以叙述，对满清毫无谴责之意。
比如叙述金华大屠杀的时候说“守将英明指挥，作战勇敢，使鞑靼人伤亡惨重，被迫远离城池扎营。后来鞑靼人从省城运来大炮，轰开城墙许多缺口，快要倒塌，由此进入城内。他们满怀仇恨烧杀掳掠。城守在府宅里用一桶火药炸死自己和全家，以免他和家属落入敌手”
这个被卫匡国以如此冷漠态度描写的金华城守，就是前面几段还说“他是我的好友”的朱大典。
而且前面他写自己居住在温州温溪地方清军破城的时候，卫匡国还无耻至极的欣然剃发，“他问我愿意不愿意改换我的中国服装，剃掉我的头发，我欣然同意。于是他让我当场剃光头。我对他说光头不宜着中国装，他脱下自己的靴子让我穿上，把他的鞑靼帽子戴在我的头上”。
而与此同时温溪居民正在被满清兽兵疯狂屠杀，这个卫匡国在字里行间还恬不知耻，洋洋自得卖弄自己保命成功的策略。
至于卫匡国对建宁大屠杀的描绘更显卑劣冷漠了，他说“（清军）让挑夫把大炮抗在肩上，输运过山，将城池摧毁，进行屠城；我的友人函告我，死者计有三万人；鞑靼人对此仍不满足，再纵火焚烧，把全城化作灰烬；这样基督徒为礼拜上帝修建的庄严教堂，也被吞噬的火焰毁灭；但在教堂工作的教士却奇迹般的逃了出来。犹如命运将人们从索多姆（《圣经》中的罪恶之城）救出。索多姆一名很适用这个城，因为他犯下了叛逆罪。”
言下之意满清屠城是应该的，其心态卑鄙残忍，已经让人无法用言语来表达。他当时就在福建、浙江等地流窜，可以说这些地方满清屠杀罪行是他亲眼目睹的，可是这个卑鄙之徒眼里，只要能传教，杀再多的中国人，都无所谓。
在这些传教士看来，野蛮的鞑靼人上台之后，只会对他们传播宗教更为有利。毕竟文明水平降得越低，越可以让他们得逞。而明朝知识分子追根究底的理性辩论，早就让他们穷于应付，焦头烂额了。
卫匡国对远在天边，毫无接触和了解的张献忠，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破口大骂张献忠是“天生怪物”“该死的家伙”“恐怖野兽，而不是人类”“批着人皮的魔鬼”。
放着他亲眼目睹的满清不去谴责，却对一个遥远的只是传闻里听说的人如此狂骂，这种诡异的表现只能说是另有玄机。
从卫匡国身上，我们可以看清楚这些西方传教士的卑劣心态。他们被清军所俘虏，他们为保命，丑态百出，极尽阿谀讨好之能事。他们为了讨得清廷主子的欢心，对其狂暴屠杀轻描淡写，甚至觉得理所应当。
在满清主子的授意之下，他们肆意编造篡改历史，以便为传教扫平道路。当然最根本的目的是，他们既然要在满清统治者的翼护下传教，就当然要千方百计淡化满清的兽行，而竭尽全力丑化满清的对立面，否则岂非让他们自己成为同流合污的恶魔了？
总之，满政权在四川被屠杀光一事上，可谓撒下了天罗地网，绞尽脑汁动用一切可能手段粉饰掩盖自己的罪行，把这当作国家工程来进行。
在百多年的配合下，从里到外，从下到上，对所有可能的相关史料都进行系统篡改。为害怕自己的兽行暴露于世，甚至对被他们俘虏的传教士，都威胁利诱，唆使他们写篡改历史的著作。由于当时在华传教士颇多，所以完全可以利用这些传教士不择手段达成传教目的之心理，以及通过不同传教士之间互相监督控制来达成这种目的。
对各种关于张献忠屠川的史料辨析就到这里，下面说事实本身。
张献忠四川初期统治还是相当宽松的，连对明朝乡宦官绅的管制都很宽纵，以至于让他们有机会联络串通，攻取地方，这从前面引用的材料也可以看出。即攻破城池，也绝非如满清一般，动辄屠城。
而清廷奴才伪造的历史里面，则从一开始就胡编乱造，无限夸大，连篇谎言。
如谈迁国榷中引用《四川按察使佥事张一甲奏》，保存了一份宝贵的原始资料。张一甲给当时的南明政府报告说六月二十一日张献忠攻破重庆，杀死官绅，另外兵民砍一手者万计。
但到了一些清人著作中，就变成了张献忠尽屠其城，幸存者全部砍手（如欧阳直的《蜀乱》），有的则说城内被张献忠屠杀数百万，砍手的有三十万人。
南明官员的奏本，自然最为可靠。由此也可见清人关于张献忠的记载，基本都是任意夸大，诞妄不经，无一可信者。。
张献忠也确实屠杀平民，但那是在顺治二年末到顺治三年之间。主要是四川百姓得知南明政府成立，各地群起擒杀张献忠委派官吏之后。
其屠杀范围，主要在成都和成都周边地区。其规模也远没有满清奴才渲染得那大。
成都杀掉的人，据《利类思传》所说为四万人“是以命所部将卒尽杀成都城内居民，不分男女老幼贵贱，四万余人尽死。”（见《在华耶稣会士列传》第238页）
这也是谎话未圆，前后自相矛盾之处。若是全城尽屠，则当时之成都绝不止四万人也，四万人的话比福建一个县的人口还少了。
另据《五马先生纪年》的一段记录，则当时有配偶之人以及年轻男女是有活命之机会的。
“又问曰：‘你有婆姨否?’余应之以无。余竟无可告，并无一毫望生之念矣。彼又恋恋不忍去，低头不语，若有所思。忽抬头一看，即大呼日;‘垣梁虎!’.虎至，其人身材魁梧，面貌雄伟，是兵中之压班者也。指余而言日:‘这位好朋友，我欲带他到营中，老爷不许夹带生入。是有婆姨双双的还肯留，单身的恐怕逃走，断不留矣。他又无婆姨。’虎回言，即叫兵丁三、四人去扯一个婆姨来。少顷，扯一人至，彼以年貌不相若，将三、四兵丁大骂大嚷:‘你看如此聪俊小汉，将此婆姨配他，老爷肯信么?倘若不信，连我们都不好了。再去!’果然又拉〔扯〕一人至，此二人俱言‘好是捉此妇兵拚死不肯丢手，口言:‘我捉的人，你怎么抢夺我的?’二人遂将为我之言，细细与之说了一遍，不听。又说:‘我等与你俱有阴德。’越不听。又言:‘将一妇人与你掉换。’亦不听。于是，动垣梁虎之怒，大喝将此妇之绳抹了，将此兵锁住。推的推，扯的扯，驱之而去，竞不复来。此二人将此叮咛嘱咐，命此妇认余为夫，又与说其所以。问余是甚么年生?余应之日‘丙寅年生。’随问此妇:‘你说是丁卯年。若差一字，即时就杀了。’遂将余锁一头锁伊，安值停妥，余又以为生矣。二人俱去，许久不见一人来，余又以为之疑惧。”
还有张献忠屠杀乡村山野之人的说法，但此类说法皆属夸大，当时张献忠杀戮最多者不过是成都周边地区，其在川造成的人口死亡数字最夸张也不会超过一百万（任乃强在1947年写的《张献忠屠蜀辨》中的估计是五十万人）。
另一点也能说明问题，众多历史记载都表明张献忠死后，他的几个亲信义子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等人率领的大西军余部，军纪极好。（这些记载之所以能存留，也在于满清重点是抹黑张献忠在四川时期，其他方面则相对疏漏）
这方面顾诚在《南明史》中就引用了大量史料，如大西军在1647年逃亡的过程中，进入遵义，“秋毫无犯”（九峰居士编辑《粤滇纪略》卷二《孙可望陷重庆》）；进入贵州，“所过民皆安堵”；在云南“孙可望等立法甚严，兵民相安。”（《明末滇南纪略》卷四《政图治安》。）
后来出云南到四川、广西、湖广抗清，无论刘文秀、孙可望，还是李定国，其率领的明军军纪之好，绝不扰民，更是让百姓赞不绝口，史不绝书。
“定国智勇冠其曹，且严纪律，民皆安之。或传定国兵当以夜至，比晓则已过尽矣。”（陈聂恒《边州闻见录》卷十《李定国》条。)
（李定国）“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所至人争归之。”。（张怡《闻续笔》卷二。）
“是时，南府出川，嘉定袁、武二贼出走。余亦至彼讨令谕安家。南府者姓刘名文秀，张献忠余党也。反邪归正，不杀人，与孙可望等自立为平东、安西、抚南、定北四帅，以扶明为名，共事永历帝。”（《五马先生纪年》）
“刘文秀之入蜀也，善抚恤军士。蜀人闻大军至，多响应。于是，重庆、叙州诸府县次第皆复。”（黄宗羲《永历纪年》。）”
孙可望、李定国等人的军纪之好甚至是连清人奴才都承认的事实：“壬辰（1652，顺治九年），可望略湖南，……其行兵有五要：一不杀人，二不放火，三不，四不宰耕牛，五不抢财货。有一于此，军法无赦。……楚人曰：孙、李二将有五伯之假仁假义、王莽之谦恭下士。而永历之为君，远过乎刘禅，近胜于弘光”（丁大任《永历纪事》，）
顾诚认为这是改变政策的结果，这当然是正确的。
但改变政策仅仅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是，即便在张献忠时期，有过滥杀平民的命令，但其杀戮的规模也绝不可能太大，否则后面孙可望等人再改变政策，也不可能出现上述秋毫无犯，民皆安堵的记载。
道理很简单，如果士兵已经把滥杀平民当成习以为常之事，人人都如野兽一样毫无同情恻隐之心，整日以杀人为事，那么这种残暴就会变成一种根深蒂固的心理习惯，人的心性都会变得和一样，一日不杀人恐怕就会手痒了。
暴力血腥就和毒品一样会上瘾，这已经被无数的犯罪心理学家研究并证明，当一群人已经把杀人当成家常便饭，要使他们突然改性，这决不是一纸命令能够做到的，一批从来就是冷酷无情，杀人如麻的人，怎么可能突然就变成仁义之师？满清兽军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尤其是张献忠死后，大西军余部全线溃败，在朝不保夕的逃亡过程中，士气沮丧，前途渺茫，悲观失望乃至绝望是必然的事情。
这种情况下，已经习惯成天杀人的士兵，只会把愤怒郁闷加倍的发泄到沿途百姓之上。结果现在反而会严守军纪，”所过民皆安堵”，这根本就是天方夜谭。
就假设李定国、刘文秀、孙可望这些人转了性子，严令约束好了。但问题是在逃亡的时候，这种约束究竟有多大的效力？将领恐怕讨好士兵还来不及，否则稍不如意，激起哗变，或者溃散，那只能更彻底完蛋。
所以说将领从上而下改变政策仅仅是一方面，更重要的一点对大西军的官兵来说，他们并没有如清廷奴才污蔑的那样在张献忠时期成日杀人，乃至把四川大部分人杀光云云。
张献忠个人自私残暴的政策下，对局部地区有过滥杀行为应当是事实，但其持续的时间和范围都有限，远不能和把杀人当成习惯的满清兽军相比。
正因为如此，大部分官兵还是良心未泯，还是保持了正常人应有的同情心宽容心。所以当孙可望等人改变政策的时候，虽然处在逃亡之中，其命令依旧很容易被士兵们执行下去。而后来在云南休整之后，联明抗清，更是成为军纪最严明，最爱护百姓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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