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明末清初四川大屠杀真相

　　屠川的真正元凶只能是满清，虽然百多年的，极力消灭了一切罪证。[燃^文^书库][www].[774][buy].[com]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众多史料，还是提供了一些蛛丝马迹。

　　首先说传教士的记载，虽然清廷直接控制之下安文思、利类思，为了取悦清廷头目，竭力造慌把张献忠说成一个失控的精神病杀人狂，竭力隐瞒掩盖满清的罪行。

　　但康熙年间，个别不在清廷控制之下，也不在罗马耶稣会体系中，无实际传教利害关系的东正教国家来华使者，应该通过一些渠道得知了四川的大概实情。

　　如代表俄罗斯在1676年（康熙十五年）到北京的罗马尼亚人米列斯库在其《中国漫记》的第三十三章《中国第六大省——四川省及其大小城市和主要物产》里说“过去这里曾有过耶稣会士，并吸收了许多中国会士。可是后来，在同博格达人（指满清）的战争中，整个省会及整个省都遭受，耶稣会士好容易才幸免劫难逃了出来。”

　　米列斯库谈的四川大部分都是明代中国四川的情况，就这里一句提了一下满清时期四川的情形，而这些信息应该是当时在北京的其他西人提供给他的。由于米列斯库通晓拉丁语，明代四川详细情形，他可以通过在华耶稣会士的记录来了解。而只言片语提到满清时期的情况，则可能是通过拉丁语交谈得知。这类谈话，可以较易摆脱清廷之监督控制，因此他反而比安文思更直接道出了真相：真正四川省和省会成都的恰恰是博格达人（满清），而非张献忠。

　　而即便是对事实充满篡改的《圣教入川记》里也残留了一些蛛丝马迹。

　　《圣教入川记》第五十六页中说伪肃王豪格在偷袭杀了张献忠之后，大西军溃败，然后清军追击，“彼时各小王追赶敌人均属徒劳，因敌人等被追，已逃窜他省，虽屡被满兵截杀，而满兵死伤亦众。于是各王收兵回到预定地点”

　　这里提到了“满兵死伤亦众”，那造成满兵死伤亦众是谁呢？

　　这里的意思似乎就是被截杀的大西军余部，但按顾诚《南明史》的叙述，当时的大西军，基本上就是一路逃跑，谈不上和清军有过什么像样的交战。

　　而要知道，造成“满兵死伤亦众”根本不可能是零星的抵抗所能做到的。

　　从《圣教入川记》的描绘来看，当时这支清军属于满清的嫡系精锐部队，许多人都是连汉语都不会说的纯女真兵，其战斗力在当时的清军中应该是最强劲之一。

　　能令这样一支锋头正劲的清军，满兵死伤颇重，没有大规模的激烈战斗，是根本不可能的。要知道，清军在南下的过程中，包括攻破扬州，占领南京，都谈不上有什么太大损失。

　　我们有理由断定，清军当时是吃了败仗了，这才可能导致“满兵死伤亦众”，这才导致豪格在杀了张献忠之后，不是趁热打铁占领全川，反而在一年之内就撤回了陕西。只不过这个败仗，在满清的官修史书以及众多清廷奴才的著述中都给消灭了而已，以至顾诚《南明史》都没有发现其中的蹊跷。

　　但幸好明末清初四川战乱亲历者傅迪吉写的编年体自传《五马先生纪年》是绝好的第一手史料，给我们提供了一条有价值的线索。

　　再顺治四年的记录中有这样一连串关于“肃王”清兵的记录。

　　“肃王入川。始知顺治四年衙门成都全设，简州（今四川简阳市一带，在成都之东）亦全设。只是地方大荒，谷一石值银四十两，糙米一斗值银七两。”

　　“明日进城，寓府街。……其时，肃王正在嘉定，与杨侯府（指镇守嘉定州的明朝将领杨展）相持，人心亦有惊惧者。府中诸般俱有卖的，只是贵；其最贵者莫如酒。”

　　“回至五瘟庙郡家营，有人走来云:‘肃王兵马与杨侯府一战，大败，大营由正路径走，并不入人家，步兵皆川北人，将我地方不分昼夜搜寻要粮，将人吊烧，有粮即放，无粮烧死。地方人俱走至大山来了，你们可以不回。”

　　“次日，同姊丈至刘家沟，因窖有不多之粮，取之以救急用。过墙鞑子将彭玉峰烧得叫唤，竟烧死。走回无计策，夜夜走孟家山。”

　　“自肃王去后，无官无兵。忽有赵应贵者，资阳县人，原与地方相熟，地方官头因所主，俱乐从。于是立武营、中.军、旗鼓等项，大张声势过河东，.始知是奉明朝永历正朔。前二年有弘光、隆武。不久，赵回，随带许多人去，、舅氏与俱。谁知杨侯府（杨展）是西北两道大福星也，两道难民至，所费有百万两之银、百万石之粟，毫不吝借，随至随给，不然转于构壑者多矣。吾虽不能沐其恩，波闻其风，想见其为人。”

　　从顾诚的《南明史》里我们只知道伪肃王豪格的大致活动路线是顺治四年正月在合川（属重庆府），二月至遵义（明朝属四川），杀了投降的明官兵后，就动身回陕西了（但实际上二月动身，路上却诡异至极的慢，这点后面再说）。

　　但根据《五马先生纪年》的记录，顾诚根据满清官史及地方志对豪格清军活动的概括很不完全。

　　当时豪格的清军已经进驻成都，并且设立了衙门。当时的川北（顺庆、保宁）、川东（重庆、遵义等地）、川西部分地区（成都、龙安）其实都在清朝设立的官员控制之下（川东、川北、川西、川南的划分见费密《荒书》）。只有川南还在明军和众多抗清义民的控制之下。

　　然后豪格率军去进攻川南，主要对象就是嘉定州的明军将领杨展，其目的大概也是想抢掠嘉定地区的粮食。结果被杨展打的大败，清军这才要逃回陕西去。

　　另外《五马先生纪年》提供了几点很重要的信息，首先是在顺治四年，川西、川东地区发生了严重灾荒，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豪格的清军用最残酷的烧死人的方法从民间搜刮掠夺粮食。

　　这一点本身就说明张献忠当时不但没有所谓杀光四川人，就是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地区，其杀戮数量也有限。否则在人口所剩不多的情况下，吃草根树皮也能勉强维持，不至于人吃人。

　　第二点，清军当时对川北、川西已经，还抓了大量川北人做壮丁充当步兵，以张声势。

　　另外当时在川南嘉定州的杨展，大力发展生产，使得其辖区成为当时四川最富裕的地区，光是救济难民就有百万石粮食，一般救济难民的粮食不可能是把每人一年的口粮都尽数发下，救济一个月也足够渡过难关了。则按每人救济粮为三斗计算，救济的川西、川北饥荒灾民的数量就达到300万人以上，如果把银子的救济也算上，就更多了。

　　而之所以“肃王去后”，西北两道产生这么多的难民，除了饥荒意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川西、川北在满清统治下，饱受荼毒的结果。

　　从这些信息来看，真正导致川西成都地区残破荒芜，人口大量灭亡的元凶正是顺治四年豪格率领的清军活动的结果。

　　不仅如此，豪格的清军被杨展打得大败之后，决定撤回陕西，其撤回的过程中，对成都等地应该都进行了疯狂的屠杀和焚毁活动，正是因为对沿途地区的屠杀破坏，导致其回撤的速度相当慢。

　　这种诡异的行军速度，可以见《圣教入川记》里的记叙

　　“大军休怠后，肃亲王下令颁师回京，往陕西进发。沿途迟退，历七十日之久方抵陕西。”

　　也就是经过七十天才回到陕西（注意，还不是西安，应当是到了陕西的汉中）。

　　这个速度有多慢，不妨和豪格入川时候对比一下，那是顺治三年十一月从陕西动身，结果在当月的二十七日就到了西充县。出其不意射杀了张献忠。

　　而《南明史》中说豪格清军撤退的理由是四川当地粮饷供应不上，那么这么慢的速度更不可思议。既然粮饷不够，应该更加快速度回到陕西境内补给才对，怎么可能慢腾腾用了七十天？

　　这七十天真的仅仅是在行军么？

　　唯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这七十天的时间，清军其实是在杀人，因为打了败仗（这败仗应该还有四川老百姓和杨展互相配合的原因），迁怒于川民，所以临走前，把川西百姓尽可能屠杀，制造无人区。其意图也是防止这些地区被杨展胜占领后，更进一步壮大势力。

　　豪格应该是对清军在四川受到的沉重打击，心有余悸。在《圣教入川记》中还有这样的记载：

　　“一千六百四十八年一月（阳历，农历当为顺治四年末），大军由西安回京。利、安二位司铎仍不忘川，一心欲救川人灵魂，乃禀肃亲王准其回川传教。肃亲王未允，谓川人野蛮，不可再往传教，以免受害云云。”

　　豪格所谓的川人野蛮云云，当然是一派胡言，川人并不野蛮，这点传教士当然也心知肚明，所以请求再回四川。只不过是川人反抗满清之精神最为激烈，对清军之打击在当时最为严厉而已。豪格在川西地区为报复川人，大肆屠杀后，仍旧对川人之彪悍敢斗，心有余悸罢了。

　　满清竭力隐瞒这次清军大败，而上下宣传是所谓剿灭张献忠的凯旋，实际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这从豪格顺治五年二月回到北京就被多尔衮下狱，四月自杀。也可以窥见端倪。顺治五年反清狼烟四起，正是全国反清复明起义的高峰，如果豪格真是如吹嘘的那样在四川取得大胜，多尔衮再昏聩也不会在这个时候把豪格抓起来。虽然表面宣称的是其他理由，但真正导致豪格被抓的理由就是他在四川一败涂地。

　　这也可见当时之四川人不但没有所谓被张献忠杀光，相反各种反清力量云集，使得清军在四川碰地头破血流。

　　大西军投明抗清，出云南到四川是在顺治七年，从顺治四年到顺治七年这段时间里，基本都是四川本土的抗清力量在活动。而就是刘文秀等人在顺治七年到四川之后，也是收编整顿了当地各种反清力量，是和四川本土的反清义民结合后，对清军进行打击的。

　　这点在前面引用的黄宗羲《永历纪年》里可以看得很清楚“刘文秀之入蜀也，善抚恤军士。蜀人闻大军至，多响应。于是，重庆、叙州诸府县次第皆复。”

　　如果真如清廷御用文人所造的谎言，那怎么可能还有蜀人响应刘文秀的大军？

　　另外《圣教入川记》虽然篡改历史，但篡改不彻底，还是留下了足以戳破清廷主奴谎言的记录。如这一段话：

　　“张献忠灭后，旗兵在川一时未能设官治理。彼时川人不甘服旗人权下者，逃往他方，聚集人马，抵抗旗兵，如此约有十载。迫至一千六百六十年间，川省稍定，始行设官。所有官长，皆无一定地点居住，亦无衙署，东来西往，如委员然。此时四川已有复生之景象，不幸又值云南吴三桂之乱，连年刀兵不息。自一千六百六十七年至一千六百八十一年，一连十五载，川民各处被搂，不遭兵人之劫，即遇寇盗之害。哀哉川民，无处不被劫掠，殊云惨矣!”

　　按照清廷主奴的叙述，当时清兵射杀张献忠，应该是把川人从张献忠之屠杀奴役下解救出来的恩人，到处应该欢迎满清皇师的景象。而实际上呢？恰恰相反，当时之四川到处掀起反抗清军的浪潮，这又从一个侧面证明，真正四川，乃至因为憎恶四川全省反抗，把川人全部屠杀光的正是满清自己。

　　当时在四川反清义军中的主力恰恰不杀人，抚恤民生，这从《五马先生纪年》里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在成都附近的一些区县甚至是一片繁荣富庶的景象。

　　傅迪吉所在简州当时发生严重饥荒，部分姚、黄贼因为无粮，甚至杀人为食。

　　于是傅迪吉在顺治五年举家向南搬迁，目睹了蒲江（今成都市蒲江县）一带繁荣景象，这一带当时应该在杨展的管理之下：

　　“换故衣，卖银两。未几，虎狼又很〔狠〕。十月内，掣家潜行，过了大山，又过大河，俨然跳出鬼门关也。至蒲江董家山，闻鸡鸣声，不觉欢欣之怀豁然顿开。至寿安镇，见两街俱列酒肆，又闻呱呱之声。余思昔有见醉人以为瑞者，此瑞更当何如也。次日，郭春洪来，请至李家营，见闹闹烘烘，坝无旷土，以为乐郊也。遂移蔡家堰居之。随至火井，谁知渐入佳境。其地人民极其富庶，朝朝请酒，日日邀宾，男女穿红穿绿，骑马往来者不可胜数。且鼓乐喧天，酒后欢呼之声彻于道路。又有修造之家，斧凿之声相闻不绝。自太平以至今日，未尝有也。常思常叹吾地与此相隔不过数日之程，俨然天堂地狱之别，特恨其相遇之晚也。犹幸其既得相遇，断无一性命虑矣。所带布一件.卖银八两，川北长蓝布卖银十两，故衣看好歹，极快卖完。余牵猪一只、背鸡二只回蒲江。岁云暮矣。”

　　随后，傅迪吉叙述了杨展被同为抗清复明的将领袁韬和武大定杀害之事（这一件事件确实令人痛心疾首，锥心泣血，杨展之死几乎可以和岳飞之死相提并论）：

　　“未几，杨侯府被恶贼袁缩〔韬〕、武大定所杀。袁、武者饿死之穷寇也。公运粮救济前来，又与结为兄弟，安置键为，每月散银、给粮，恣其所取，以此恩此德无加矣。谁知贼心太毒，不夺不餍足，假请酒为名，杀之。可怜救济数万生灵之善人，为凶贼所杀，人人如丧考妣。余每欲与之作传，惜闻见未详，贻识者之讥，惟后之君子起而志之，庶公之功德不泯也。不久，彼亦假仁假义，照旧招安，亦不为乱。”

　　实则骗杀杨展之事不能全怪袁韬、武大定二人，真正的罪魁祸首是时任南明川北巡抚李乾德，这是一个真正的无耻之徒，斯文败类，和秦桧无异。其卑鄙行径和袁崇焕杀害毛文龙如出一辙。为自己揽权，觊觎杨展治理下嘉定州的富裕，拼命唆使袁、武二人忘恩负义骗杀杨展，真是狗彘不若，畜类不如。明朝大事绝大部分都坏在了类似袁崇焕、李乾德这类无能且刚愎的文官手中。

　　在永历五年（顺治八年），刘文秀率领明军整编四川各部，李乾德被抓获，行至犍为县，畏罪自杀，没有让其受到应有的惩罚，也是一大憾事。袁韬、武大定被整编后，继续抗清，还算大节不亏。

　　从傅迪吉的叙述来看，袁韬、武大定虽然阴谋杀害了杨展，并吞并了嘉定州，但对平民也没有残害，相反是“假仁假义，照旧招安，亦不为乱”。

　　后面对武大定等人治理地方的情况，有更详细的描述，不仅不乱杀人，而且颇为通情达理：

　　“是年，亦种田几亩。武贼丈田，差官副将爷张、会同知州谭公谈、坐镇总兵徐，逐亩清丈。所带兵马，马要吃碗豆，不吃黄豆;人要吃鸡肉，不吃猪肉（武大定是从宁夏固原起兵的，他的部属可能大部分是同胞，所以不吃猪肉）。我族人就来与余斗使费。余从何处得来?对以‘我自有区处，断不连累你们。’三官至，各有公馆。次日丈田，余丈种五斗，因无包，一弓不让。是夜，连写三呈去求谭公，公云:‘你何不对徐总镇爷、张副爷说?你伯我不做情么!’又至徐总爷，亦如前言。及至张副爷，半字不识，亦欣然曰:‘你相公们在太平时还要吃粮，这两亩田还要你出?就是对侯府一也说的。’叫书伴拿号簿来，一笔勾了。”

　　文中提到这个张副爷的军官，虽然不识字，但为人很和善，对比满清统治下的江南等地，叶梦珠记载为了逼征赋税“押吏势同狼虎，士子不异俘囚”，真不啻是天壤之别！

　　后来入川的刘文秀当然更不会滥杀人，这些记录都表明当时四川抗清义军主力，无论开头的杨展、后来的袁韬、武大定，以及顺治七年后入川的刘文秀，他们彼此之间为了统一事权，虽然有争斗，但对平民百姓的态度都是很好的。其他如南明川陕总督樊一蘅部，属明朝正派文官出身，军纪只会更好。

　　真正杀光川人的只能是满清兽军，豪格败撤后的四川情形，也可以从清方的一些档案里了解。

　　顺治四年十二月日的《署四川川南叙府总兵马化豹塘报》中说“九月二十八日据长宁县知县毛华鹏报称永宁贼首阁部王应熊、总督樊一衡……伪称永历元年，四处交通一起反叛……十月二十日，据富顺县知县王文彩前奔叙府，报称富顺县，已于本月十七日冲劫，泸州、永宁贼徒四起，江安、合江、隆昌、纳鸡县官被贼捉去，请兵拯救等情。……时富顺县周围贼党蜂集，永宁、泸州早无音信。本职之叙府，南路伪阁部王应熊、总督樊一衡、马应诚、侯天锡、白正刚等从永宁镇、雄泸卫、南鸡而来，北路嘉定州杨展领贼下营公馆，近叙府六十里；又南路贼首副将向大任、袁顺道，下营李庄地面，近叙府四十里，四路贼首参将张奇才、马化龙、刘芳声、叶向宸领贼从马湖而来，四面重围，各路烽烟，本职随同所部官兵，采野菜就食，守叙府已八个月。”

　　顺治五年闰四月九日的《四川巡抚李国英揭帖》中说“不意王驾凯旋，寇党又复四起，斯时也，职病正在危急，兵丁死亡过半，只得力疾持戈，一死报国而已。职智短才疏，人微望轻，一将之任尚不能胜，全川之责，岂敢冒荷。斯何时也？全川皆贼，已成燎原之势，兵寡饷无，何为恢剿之资？”

　　李国英说“全川皆贼，已成燎原之势”是讲了实话的，正因为全川皆“贼”（抗清义民义军），所以满清要征服四川，只有把全部四川人都杀光了。

　　顺治五年五月初三日的《四川永宁卫总兵栢永馥揭帖》中说““叛贼李鹞子、余大海等水陆攻犯重庆，请职应援，职星驰赴渝，而职标川兵九百隔河叛去（下缺）”

　　可见当时不但川民群起抗清，就是被满清招募的川兵也不甘心为清廷鹰犬，纷纷起义而去。

　　顺治五年六月二十三日的《四川巡抚李国英揭帖》中说“窃照全川蒙肃王平定凯旋之后，余孽蜂起，无地无贼，惨戮掠夺殆无虚日”

　　疏中所谓贼者，其实都是奋起抗清之义民。即此一条记录，就把满清编造的所谓张献忠屠杀光四川人谎言戳的粉碎，也是清廷奴才的自供，当时不但四川人很多，而且各地群起反抗满清，以至于“无地无贼”，所谓余孽其实不过是被满清伪肃王屠杀之后的孑遗百姓，反清复明的义民而已。

　　李国英这份奏疏后面哀叹逃兵日多，招募川人补数时说“乃惠应诏之兵，如此大粮厚饷，不但不能剿贼图报，每思潜逃，则有兵与无兵何异？此皆镇职，未善将兵之所致也！”

　　惠应诏是李国英部下清军之总兵，奏中说“大粮厚饷”，尚且士兵“每思潜逃”，则这些川兵之所以逃亡，并非因为粮饷不够，实是出于对清廷之憎恶所致。

　　川人之忠烈节义，于此也可见一斑。

　　此后四川在二三十年的时间里，被清军轮番剿杀，一直到了康熙十九年之后，清廷奴才王骘在给康熙的上疏中说四川“自荡平后，修养生息，然计通省户口，仍不过一万八千余丁，不及他省一县之众”（《清史稿》卷二百七十四，《列传六十一》）

　　以明末至少四千万人口以上的四川，到了康熙十九年后，只有五万人左右的剩余人口，基本等于是全部被杀光了。

　　其中当有百分之八十是在顺治年间屠杀的，百分之二十是在吴三桂反动的三藩起义中被清军屠杀的。

　　这满清在顺治年间屠杀的四川人至少有三千一百万人，还有一百万人是张献忠所杀，张献忠杀的人不到满清的三十分之一。

　　在三藩起义中，被清军屠杀的四川人也有八百万以上。

　　《绥寇纪略》里说：“叙州人，逃入深山，草衣木食久，与麋鹿无异，见官兵，以为献忠复至也，惊走上山，步如飞，追者莫及，其身皆有毛云

　　实则这段话不过是清廷奴才粉饰之语，见“官兵”（也即清军），怎么可能是误会成是张献忠，清军光头辫发剪笠帽，服色形制和汉族官兵截然根本不同，这条记录，恰恰表明人民逃避的不是贼，而只能是罪恶滔天的清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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